意义之不可说
蹇河沿
《老子》开篇第一句话便是：“道可道，非常道。”直译过来，就是：“道，如果可以说得出来，就不是永恒之道了。”就是说，“道”是不能被言说的。
“道”之不能被言说，便是终极意义不能被言说。反言之，能言说的，便一定不是终极之意义。
意义为什么不可说？或许有以下理解：一。语言之局限。语言是人类交流的工具，工具可以用之，但也会局限使用者，就如拿着锥子不能绣花一样。人类所能参悟到的许多真理，是语言无法表达，人类的终极智慧，常常让语言变得笨拙。二，语言表意的是人类的理性思维，所以西人说“语言是思维的牢笼。”也说“语言之外无思维”。这儿的思维便是指理性思维，而意义很多时候不能靠理性思维获取，也不能以理性形态加以表达。
然而这一切都还不足以表达“意义之不可说”的本质。
“意义之不可说”的本质是，“说”与“被说”根本就是两种不相同的东西。就如以手指月，要看“月”或得“月”可以依寻别人的手指（也可以依寻其它方法），但手指却永远不是"月"。说“月”者可以借助“手指”，但永远不能直接给你想要的“月”。语言正是指月之“手”，而意义则是天堂之“月”。
老子是最懂得这个道理的，所以他说：“得意而忘言，得鱼而忘筌。”为了抓鱼，我们编了一个“筌”，然而“筌”永远不是我们要的“鱼”。同理，为了得“意”，我们以“语言”编织了一个能抓“意”的“筌”，但语言永远不会是我们要的那个“意”。所以老子才让我们得鱼便忘筌，得意便忘言。可我们常常为别人给定的那个“筌”而欢欣鼓舞，并把这个“筌”视为珍稀再一层不变地传递，于是，“筌”代替了“鱼”，“说”便成为所有的存在而永远“存在着”，而“意义”则在不停的言说中溜走和丧失。
其实有了筌，能否得“鱼”仍然是不确定的，这得依赖于抓鱼者的修为，有了“言”能否得“意”同样是不能确定的，这有赖于言者和听者的道行。“意义之不可说”除了上述意思之外，还表达了一种意义与主体不能分离的关系。意义只属于掌握意义的那个主体，或者意义与主体本来就同属一体，言说是一种割裂，因割裂而离开主体的东西，不再具备价值，不复为意义。
禅师常用极端的方法去对待习禅者，那是因为他们深知“意义之不可说”的真理，“不立文字”成为他们的教义。
然而很有意思的是，“不立文字”的禅宗在中国佛教历史中留下的典藉却首屈一指。意义不可说，可还得要说，而且说得更多。因为能否得意不在说者，而在听者（或读者）。指月的人没有什么错，错的是你把他的手指当成了“月”，不管别人怎么指，能否得到那个月，真的只有看自己了，更何况那个“月”并不是用“看”就能得到的。
天地无言，却知运行；万物无言，却知兴衰。智者无言，却有真知。难怪孔子说“敏于行，纳于言。”不是“言多必有失”，而是“开口必失”。所以，著书不如言说，言说不如玄思，玄思必要彻悟，意义之门随即洞开。思者，智慧之体也，悟者，智慧之得也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，真正的智者是可以把天下文章都不放在眼里，而总是缄默不语——如果你真正得到“真意”的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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